简洁明快的《席卷大西南》

由陆柱国编剧、杨光远导演的《席卷大西南》，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是继《大转折》之后，《大进军》影片序列中的又一部力作。影片的银幕长度虽由最初的3时40分缩短至现在的2时30分，但依旧葆有战史巨片所特有的那种宏大叙事的磅礴气势，没有拥挤芜杂，反而多了一种豁朗简洁、轻装前进的新姿。此外，本片的另一个大优点是，能从“赅括全貌、大事必录”的战史大片樊篱中解脱出来，把尽可能多的银幕时空，用作战争中人的命运际遇和精神世界的细腻描摹。

因自始至终把刘伯承、邓小平的形象塑造摆到叙事的中心位置上，影片的“立主脑、减头绪”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很显然，作为总揽西南解放战局的最高军政长官，刘邓的一举一动都与整块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相关。把他们俩人自领受任务至西南全境解放这段携手共事的心路、历程，摆到串连全片的主线上，一部西南解放战争史就与两位首长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共创辉煌的友谊史和心灵史相迭合。换句话说，写好了刘邓二人这一时段的历史行动及心态，整个进军大西南的最关紧要的历史面貌也就在其中了。请看，从刘邓在“双清别墅”接受任务时的轻松洒脱，已预示了未来的战局态势不过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在西行列车上，刘伯承给逼进湘贵川的先头部队下达电令时的那份从容，进一步显示围歼大西南残敌的总体部署已是成竹在胸；而邓小平与铁道专家盘算成渝铁路通车日期的那份紧迫与亢奋，更说明尽管西南解放战争的帷幕才拉开，而新中国的建设大计已摆进战略家的议程；踏上入川后头一座吊桥时的诗兴勃发与重庆解放初的江边叙旧，既写出一对早年投身革命的川籍战友重归故里的缕缕情思，更透出西南战局胜券在握，追歼穷寇已若“闲庭信步”。

在以下的“重场戏”里，影片尤致力于抒写两位首长一武一文、一宽一严、一主智一主情的完美配合，于治军和克敌制胜上所具有的互补效应。远远看见连队有戴高帽喊口号的集体行动，刘伯承以为是连队在做游戏并不十分在意，邓小平就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问个明白，并从处置“逃兵事件”入手，对连队的奖惩、士兵的教育、干部的任免等做出示范；接到毛泽东推迟解放重庆以求打一个大规模围歼战的构想，刘伯承当即从军事上指出此举之行不通，邓小平则从蒋介石的开始炸毁工厂、屠杀革命志士说明解放重庆的刻不容缓，于是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战机选择油然而生；邛徕阻击战是围歼成都之敌非打好不可的一场硬仗恶仗，以宽厚待人著称的刘伯承从电话上听出下面指挥员有畏难情绪，就机智地借重邓小平治军极严的威名慑服对方；成都解放后却要求于邛徕一役付出重大牺牲的二野部队不参加入城式，刘伯承总觉得于心不忍，这项棘手的工作终于又由邓小平来承担。最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没有把争取敌军起义仅仅看成是配合军事打击的政治瓦解，当邓小平深情地说出：“中华民族的血流得太多了，不能再流了，谁为我们民族多保留一分元气，谁就多一分功德！”刘伯承迅即欣然叮嘱下面：“要把‘二号’的话原原本本告诉国民党将领们。”像这样表现我军高级指挥员基于民族大义基础上的人性吁求，恐怕是我们战争历史巨片里最惹人注目也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一笔了。

影片对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蒋介石集团的要员们的心态展示，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解放大军席卷大西南那种摧枯拉朽锐不可当的历史必然。蒋介石在昏暗烛光下出示生日手折时痛失霸业的黯然神伤，在向高魁元核实歼敌数字时对既往误信虚夸不实之辞的反省，在仓惶飞离重庆前对早先的“斩草不除根”的抱撼，都绝妙地勾画出蒋介石败局已定心犹不甘追悔莫及的复杂心态。宋希濂公开在部下面前奚落蒋介石是“讲了一辈子空话，打了一辈子败仗”，实因他已然醒悟只有脱离蒋总裁的指挥才有求得一线生机的希望；胡宗南虽信誓旦旦要忠心追随蒋介石，一旦要他“死守成都”，也为自己将沦为“不折不扣的替死鬼”懊丧不已，及至获准可以逃离西昌，又为自己还能苟活一时而喜不自胜。可以说，认清了覆巢之下无完卵，而纷纷另觅前途，是这时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共同心态。他们或早就与我党我军高层人士亲密接触，做了起义的充分准备（如刘文辉、邓锡侯、卢汉），或虽无缘沟通消息，却也已把起义通电预先写好揣在兜里（如陈克非、罗广文），就连死心塌地的李文到了邛徕突围无效后也只好选择投诚一途。正如彭水大火可看作蒋介石营垒的“蚁穴失火众蚁奔命”的整体象征一样，高级要员的末日心态，实在就是蒋家王朝在大陆坍台时的历史缩影。